延安秘密战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

这份报告还强调：情报工作必须坚持以政治基础为主的原则。以政治基础为主，统战带动情报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，能赢得世界各国最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，可以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。报告明确规定：决不采用金钱收买、美人诱惑和手枪恐吓等手段。

这个规定现在看来，更有振聋发聩的效果。

情报工作的性质极其特殊，人们一般以为：为了获取情报可以不择手段，收买“线人”、利用“美女”、动手“杀人”，都是寻常动作。实际工作中，美国、苏联等众多国家的情报机构，也常常这样做。这就使得情报工作“肮脏”起来，背离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。而道德沦丧的间谍，很难保持忠诚的操守。于是，又导致情报工作丧失国家要求的正义性。这种倾向被多国政治家放任发展，终于在21世纪初酿成席卷世界的“恐怖主义”浪潮。国际社会这才形成共识：必须举世一致地反对恐怖主义。

这时，人们不禁想起：谁最先反对恐怖主义？

早在1950年，中国情报界就明确规定：不准采用金钱收买、色情诱惑、暗杀恐吓等手段。

这就是全世界范围最早的“反恐”规定！

只是，你不搞恐怖，别人要搞。新中国的公安部门，又要面对一轮恐怖袭击的狂潮。

反击恐怖狂潮

国民党败退台湾，军心颓丧，可特工部门却兴奋起来：“以前是共产党在暗处我们在明处，现在我们成了暗处，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了！”在秘密圈里，保卫工作称为被动消极性工作，而情报、破坏等工作称为主动性工作。

就在新政协代表杨杰准备赶赴北平与会之际，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，在香港将杨杰暗杀。台湾特务还潜入大陆，企图刺杀北平市长聂荣臻、上海市长陈毅、广州市长叶剑英，飞贼段云鹏的任务是刺杀毛泽东！

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国当晚就同蒋介石重建情报合作。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！”蛰伏大陆各地的国民党力量纷纷起事，四川成都附近的土匪公然暴乱，杀害解放军高级干部朱向离。这朱向离，正是当年打入日本军队的临汾情报站长！

明暗易位，中国公安面临新的挑战。

毛泽东亲自督导，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，打压了敌特的气焰。发挥基层工作扎实的传统，大中城市开展群防群治，让海外潜入的特务无处立足。

新中国不仅在政策方针上反对搞恐怖主义，还创造了反恐的成功经验。

执政是新的考验。从西北走向全国的公安干部，又会遇到新的问题。

1951年1月，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、陈坤被捕，震动全国公安战线。此案称为“两陈案件”，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昭雪。“两陈案件”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安系统的第一起冤错案，“两陈”之“陈泊”，就是那闻名延安的“布鲁”。

布鲁是海南人，被特地调到叶剑英领导的华南分局，参加接管广州。回到广东老家的布鲁又恢复了陈泊这个名字，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，华南分局的陈坤任副局长。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、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负责人，掌握许多当地特情关系，包括打入中统的梁侠、打入保安警察独立大队任大队长的程长清等人。

广州也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“首都”。

李宗仁带着国民政府逃离南京，最后在广州落脚。解放军进军华南，已经逃到天涯海角的国民党官员无路再走，有的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，有的跟着李宗仁避难香港，还有的滞留广州。1949年10月14日，解放军进入广州，陈泊随同中共华南分局进城接管。广州紧邻英国统治的香港，两地可以自由来往，东南亚华人频繁进出，国民党特务夹杂其中，市面上流行着港币美钞，本地黑道扰乱社会治安，比起别的城市来，这广州更加光怪陆离！不久，谭政文南调任华南公安部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，原局长陈泊改任副局长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安干部哪里害怕什么困难，干起工作都是意气风发。在保安警察独立大队任大队长的地下共产党员程长清率队起义，协助南下干部顺利接管了广州市警察局。两陈组建一支特别工作队，由广东籍干部张强、刘铁任正副队长，不到一周就抓获广州著名匪首张树、关松。这特别工作队虽然见效很快，可是也引起一些争议。工作队成分比较复杂，有的留用人员利用职权对百姓敲诈勒索，还误杀了自己人。

1951年1月，公安部决定审查陈泊在广州接管中的问题，陈泊和陈坤被逮捕审查，两陈案件还牵连不少广州市公安干部，程长清、梁侠等人被关押审查。1953年8月，陈泊被北京市军管会判为：“丧失革命立场，包庇反革命，严重违法乱纪，使党和国家遭受严重损失。”判处十年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力五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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